他带着曾祖母和祖父的叛逆，以及血液里理想主义的因子，三度留洋，屡战屡败，最终收工于故乡的一个闲职。

 

 

I had to fall（我心衰颓）

To lose it all（付诸流水）

But in the end（途穷回首）

It doesn't even matter（万事皆空）

——Linkin Park《In The End》

 

    这天是2009年2月28日，一个月份的结束，也是一个球员职业生涯的结束。这天，暗红的液体在杯中轻轻颤动，充满朝气的师弟、金发碧眼的白人以及身材高挑的模特走过来，和谢晖碰杯，后者说：“你晖哥功成名就，15年，该有的都有了。”或者，“申花从来没搞过告别赛，只有我享受到这个待遇，小范、祁宏、吴承瑛都没有。”也许这个时候掉下泪水会恰到好处，也许是这样的，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范围很小的温情。在这渺小的筵席之外，人们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奥巴马的住房救援计划是否有用、《疯狂的赛车》是否超越了《疯狂的石头》，以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为什么就这么牛。

 

    这几乎是每个中国球员都要面临的结局。

 

   这个地方既然没有产出什么足球果实，也就不奢望有什么宏大的退役传统。

 

   Endlich ist es vorbei.

   德语：终于结束了。

 

    可以预见的是，在2039年2月28日或者2049年2月28日，人们会彻底忘记谢晖。那个时候，老年人谢晖稀松平常地走在街头，没有人知道他曾怀藏着沸腾如火的传说——就像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所经历过的一样。

 

   电视机用两个镜头语言来诠释“Endlichist es vorbei”：外面，八万人疯狂喊着一个男人的名字；里边，亦即安联体育场的更衣室，39岁的卡恩缓缓脱下手套。

 

    谢晖坐在他在威斯巴登的公寓里，看着这一切，这一天是2008年9月3日。在31年的职业生涯中，卡恩86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参加了140场欧战和557场德甲联赛。获得8次联赛冠军、6次德国杯、6次德国联赛杯、1次丰田杯、1次欧洲冠军杯、1次联盟杯。观众谢晖再过几个月也将无球可踢，33岁的他自加盟这支德乙升班马以来，8个月出场5次，1球未进——他除开去球场训练，就是回家听摇滚，看电视。

 

    谢晖饮下手中的雷司令，知道这个日子离自己也不远了。硬汉纵是卡恩也要服老，何况是他。但是这葡萄酒他还是只饮了一小杯。“入睡前一小杯”，这是他作为一个职业球员的规矩，这个规矩立于2000年他刚踏入德国土地时。

 

    谢晖要出人头地的想法开端于1995年。时年，中国国奥队与东德地区丙级队Erfut交手，一个德国前锋开着宝马来到球场参赛，他的几个女朋友则在看台欢呼。赛后聊天，德国前锋说下个赛季要转会，能赚十几万马克，谢晖好奇地问，“你们踢球都是自己开车来吗？”对方回答，那当然，“俱乐部租的”。谢晖羡慕得眼睛都红了。那场比赛，谢晖进了两个球，而比这更大的惊喜是那些德国队员的个人能力连甲B都比不上。

 

    1975年2月14日出生的谢晖最终选择在2000年加盟德乙球队亚琛，此前他在6年的甲A生涯中进球31个，获甲A联赛冠军1次。到亚琛后，谢晖住在市中心一处公寓的顶层，是个复式，比后来在威斯巴登的家要大得多。当时这个家对面是著名的亚琛赌场，出门往右则是红灯区，但在这诱惑重重的地方，谢晖习惯了清淡的生活，即使是在头半年进球荒的郁闷期，他也最多只到酒吧喝一两杯啤酒。他曾经去过赌场，但是后来他不敢去了，因为仅有的那一次他被赌场老板“告发”到俱乐部。

 

   有时候他觉得必须要发泄一下，就开10分钟车到荷兰，在那里吃中餐，然后到赌场玩几百马克。他的迸发在亚洲杯归来后不期而至，他在瞬间成为这个城市的英雄：印着他高大身姿的公共汽车在街道上穿梭；到处是热情的球迷，亲切地叫他“Hui”；牛排馆的老板认出他，兴奋地免了餐费；来看望他的父亲也被尊称为“Hui’s father”；他的薪水翻倍，接近300万人民币，是他在申花时的十几倍。

 

 

 

    他退还了俱乐部租给他的菲亚特，自掏腰包花9万马克买了宝马300敞篷跑车，“100%的回头率”，他在电话里跟母亲吹嘘道。他的语言优势让他跟队友相处融洽，他把一帮队员请到家里吃中式海鲜火锅和蛋饺，很久以后仍然让他们回味不已。征服他们的不仅是他的中餐，还有他的乒乓球，他左手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德国人，和德国人喝咖啡，整晚聊天，甚至和德国女孩约会。

 

    他卯足劲向德乙最佳射手冲刺（2000-2001赛季他出场24次，进14球），他几乎看见德甲在向他招手了，但那个叫世界杯的梦却将一切打碎了。在国家队他厄运连连，先是小组赛主力，接着是十强赛板凳，最后到世界杯连败，这股晦气延伸到了德国，亚琛不再是福地，重用他的主帅哈赫离去，新上任的贝尔格和这个状态低迷的中国人水火不容。

 

   两万马克，他卖了车门几乎被撞飞的宝马，并于2002年8月追随哈赫来到纽伦堡附近的菲尔特。这里曾经诞生中美外交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基辛格，除开这一点，菲尔特名不见经传。它和纽伦堡，就好像偏僻的松江和繁华的徐家汇。徘徊在德乙中游的菲尔特队与近邻纽伦堡的竞争由来已久，却始终只能望其项背。

 

    在菲尔特，因为在德国杯输给丙级队，球队采取了魔鬼训练，谢晖时常要扛着10斤重的实心球练习。在已经有几个人受伤下场的情况下，他忍受着大腿的伤痛，小心控制步伐节奏，咬牙坚持，最终在出场8次打进1球之后，他受了重伤。那时的周末是受难日，进入热恋状态的女友佟晨洁不得不小心翼翼观察他的脸色，他当然是难过、寂寞、恐惧、酸楚。他眼巴巴地看着电视上的菲尔特连赢13场，人们围着胜利的球星狂欢，谁还记得他？

 

    就像在2008年9月3日这一天一样，他在别人的热闹里备感萧条，所有人都在为卡恩歌唱《今夜无人入眠》，他谢晖是个什么呢？他像是被灰尘罩满的家用工具，主人在一天觉得他出了问题后，将他搁置在一边，一次次路过他，熟视无睹地路过他，好像他从来不就曾存在过。

 

    2003年6月谢晖苍凉回国，加盟重庆力帆，并卷入一场官司，后又重新加盟上海申花，在2005年他代表申花出场25次，打入14球。就在人们以为他要在中国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却又在2008年1月加盟威斯巴登。

 

    这是一支第一次冲上德乙的小球队。俱乐部坐落在威斯巴登附近小镇韦恩，像以前的霍芬海姆，因为没有能够举办德乙赛事的球场，俱乐部不得不将主场放在异地——威斯巴登的布利塔球场。

 

    这好似是谢晖又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他在联赛开始前的热身赛里两度上演帽子戏法。没有9号球衣，他想选99号，他和前去采访的国内记者开玩笑，只要让他打主力，他保证至少进10个球，否则他敢跟主教练说他一分钱不要，尽管从申花到这里他已经少赚了100万元。他甚至幻想着当他在这里重新证明自己的时候，国家队的大门再度向他敞开。

 

    但是他失败了。

 

    当他悄无声息地踏上飞回中国的班机时，他一定能想到自己八年前意气风发飞赴德国的场面。一去一回，理想征途恰如贾樟柯的《站台》，凄凉得只剩一把年纪。

 

    距今76年，33岁的英国女人Julia Traver在异乡上海结束生命——她便是谢晖的曾祖母；距今100年，中国男子谢瑞英则带着期许和忐忑，前往遥远的欧洲大陆开始新生活——他便是谢晖的曾祖父。

 

    谢瑞英没有过去，这个来自湖南衡阳的孤儿，在英国人办的育婴堂长大，最终受益于庚子赔款来到德国，继而辗转到英国纽卡斯尔学医。一战爆发后，当地医生都被派到战地医院，包括尚未成为主治医生的谢瑞英。当时谢没有资格给病人开刀，但非常时期特事特办，为着救死扶伤，谢瑞英走上手术台，并因此获得升任主治医生的机会。

 

    后来，谢还成为英国皇家医学会里唯一的亚裔会员。

 

 

 

    1918年，30岁的谢瑞英和他在纽卡斯尔医院认识的18岁英国护士Julia Traver结婚。六年后，如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有叶落归根之念的海外华人一样，谢瑞英选择了回国。生长于殷实中产家庭的Julia最终随夫出行，尽管这遭到了她家人的强烈反对。Traver家族一开始就希望Julia像她妹妹那样嫁个银行家，但是Julia违逆了他们的这个心愿，她更看重谢瑞英的学识和家庭责任感。

 

    回到上海后，谢瑞英先是自己开诊所，后来在租界医院当了院长。Julia在家照顾三个儿子，她一向爱整洁，虽然有仆人保姆，她还是喜欢赤脚在浴缸里踩着衣服被单。她经常带孩子去公园，亲自给他们做西餐，她是学营养学的，在养育孩子方面有天然的优势。

 

    Julia和租界里的英国老乡交往，虽然中文懂的不多，她也学会了打麻将。她甚至放弃了英国国籍，拿了中国护照。她思念家乡，曾经带着孩子回纽卡斯尔看望家人，坐船来回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为了照顾家中生肺病的英国厨师，她也受到感染，1933年在上海病逝，那一年，她刚满33岁。谢晖只能从祖父珍藏的仅有的几张照片窥见曾祖母的容颜，他在心里描摹着这个异国女子，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啊！为了爱情离开故乡，离开亲人，离开自己的身份，走上叛逆执着的道路。每每想到这里，谢晖就觉得自己灵魂上有曾祖母的因子。

 

    谢瑞英在日本人到来后辞去院长职务，住进曾是四大家族产业的沁园村9号（亦曾是著名影星阮玲玉死前的住所）。他续弦，又得了一儿一女。他抽烟，喝咖啡，坐在窗边的躺椅上看书，不再管教孩子。1951年他因心脏病去世，第二个夫人却活到98岁高龄。逢年过节，谢晖便去后曾祖母的家中聚会。

 

    谢晖的祖父谢棣华不仅继承了母亲的长相，而且将她的叛逆精神发扬光大。他不喜欢父亲逼着他读书，却对拆装无线电、留声机等各种电器情有独钟。谢瑞英一天下班回家目瞪口呆，他看见满院子是车轮、座椅，十几岁的谢棣华将他的别克车拆掉了！在圣约翰大学读了一年法律后，谢棣华跟着一个朋友偷偷跑到苏州开了间无线电修理铺，直到盛怒的父亲将他抓回上海。

 

    百般无奈之下，谢瑞英通过关系将儿子送到英租界警察局。谢棣华当了警长，统领着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和在上海打工的底层北方人。当时高鼻蓝眼的谢棣华身穿皮大衣，牵着大狼狗，在南京路上一路巡视，煞是威风。

 

    1940年代初，日本人进入租界警署，谢棣华为手下人打抱不平，打伤日本人，遭到通缉。他乔装改扮随一个卖药给新四军的邻居逃到苏北。外国人的长相让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被新四军接纳，他只能利用自己的技术在新四军医院修理X光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轰炸日本的美国人的飞机在苏北迫降，谢棣华顺理成章地当上翻译，顺便帮他们修好了机上的无线电装置。接着，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他的间谍生涯便也在停靠在黄浦江畔的美国第七舰队轮船上拉开帷幕。

 

    1950年代，武定路的住户们始终没有搞明白这个叫谢棣华的老邻居究竟是何身份。解放前，二层洋楼下停着装满美国大兵的吉普车；解放后，坐着宾利的英国人是主人的座上宾；而现在，他们经常听到从屋内传出的VOA和BBC英语。甚至有人因为这个去公安局告发他们偷听敌台，呼啦啦来了一帮警察，却见这个外国人镇静地从口袋中掏出总参三部的证件，警察敬礼撤退。

 

    谢棣华利用美国人先进的无线电装备秘密为新四军在上海创立电台，他的上线只有两人，接头暗号是放在窗外的一只拖把。拖把在一个晚上不见了踪影，预示着他的接头人出事了，而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却并未遇到麻烦。

 

 

 

    很小时谢晖就知道有个被活埋在水泥坑里的“张爷爷”。谢棣华曾带谢晖到上海烈士公墓，并郑重地告诉他，没有张爷爷就没有他们的今天。长大后的谢晖回想祖父，觉得他“正气得有点迂”，不过他自己也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正直真实，几乎所有的大腕球星都多多少少曝过假球传闻，他却一身清白。谢晖从没因为米卢不带他去世界杯而贬低他的执教能力，也不会因为别的教练夸奖他就给他们戴高帽。

 

    美国人始终未发现谢棣华的真实身份，他们甚至想把他带到美国。这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留了下来，进了英国领事馆，继续情报工作。他复杂的历史和那张外国人的脸让他历经坎坷，伴随他从福建前线到张家口外语学院，1965年他被关进牛棚，一关就是八年。

 

    谢晖的父亲谢若水几乎是由保姆带大的。

 

    谢棣华任凭孩子们发展，从不逼迫约束。谢若水和哥哥会因为别人喊他们“萨克虫”（上海话：杂种）而跟人干仗，谢若水不高，力气惊人，一个人就把五六个人打趴下。如果是自卫的小打大，他们不会受到父亲的责罚。若是大欺小，谢棣华就会在二楼书房里用康乐球球棒教训老大，即使只有弟弟犯错，他也只是责罚哥哥。谢若水每每听到哥哥的惨叫，就会心惊胆颤地等待兄长复仇的拳脚。

 

    1960年代初的灾害，促使正在发育的谢若水起了加入上海田径队的念头，因为那里包吃包穿，每天给1块8毛的伙食费。尽管刚去的时候，他的标枪成绩连师兄的左手都赶不上，但两年后他便破了师兄的上海市纪录。在外工作的谢棣华经常来信提醒儿子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他对谢若水入团所表示出的兴趣远远超过他破纪录。

 

    谢若水后来做了教练，曾和刘翔的师父孙海平住上下铺。他是个大大咧咧的豪爽之人，别人穿了他的衣服、鞋子，他就当礼物送给人家，从不去讨。儿子谢晖遗传了父亲的这个特点，在体校踢球，同屋的伙伴吃光了所有发下来的水果，他也不会说什么。踢球后赚了钱，借给朋友30万元，连个借条都没让对方写。

 

    回到上海的祖父依旧鼓捣着无线电，跟世界各地的人通话。他没怎么看过谢晖踢球，只在谢晖七八岁的时候，带着他和谢若水参加区里的家庭运动会，祖父和父亲推铅球，谢晖跑步，一家人轻松夺冠。谢晖在祖父娓娓道来的拿破仑、丘吉尔和莎士比亚故事中长大，他的英语在祖父屋里常年收听的BBC中打下了基础。谢晖每次听到祖父和在外语学院做英文教授的祖母拌嘴，也是一半上海话，一半英文。

 

    1990年代初，谢棣华中风瘫痪，失去意识，在床上躺了十年后离开人世。他几乎捐献了所有的器官，什么也没有留下。沁园村9号在本世纪初变成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定路1344弄的洋楼早已夷为平地，盖起了高楼大厦。衡阳孤儿的后人们追随了他留洋的脚步，要么是医生，要么是律师，要么是科学家，要么是教授，多数成为知识界的精英，只有踢球的谢晖是个异数。

 

    2009年2月28日这天，谢晖在告别日醉了。他和任何人说话，和俱乐部技术总监法尔克斯说德语，和对手悉尼队的阿洛伊西讲英语，和队中阿根廷外援巴尔克斯把会说的西班牙语翻来覆去地说上几遍。他是故意的，用醉酒的眩晕压抑着内心深处的哀楚。

 

    上一次酩酊大醉要追溯到五年前。初春的夜晚，在重庆的酒店里，律师告诉他赢了官司，力帆要付他480万元。足协领导也告诉他，赢了官司也没用，力帆不让他踢球，他照样无法上场。直到现在，谢晖都想不明白为何力帆将他高价买去却只让他打了6场。选择重庆一是经济原因，二是他相信自己是绝对主力。不就是甲A嘛，30场球他进10个球轻而易举。6场比赛，他进了两个球，如此推算，至少不是10个吗？“让我上，怎么会掉级呢？”他像祥林嫂一样跟身边的朋友说。

 

    他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无论是在申花还是国家队，他跟谁都不曾深交，只是工作关系。而在这里，他拼命地想打进重庆人的圈子。后来回忆起来，他觉得自己又走了极端。请他们吃鱼翅鲍鱼，请他们泡吧K歌，结果却适得其反。在这些月薪两三万元的球员眼中，年薪500万元的他本来就是个高高在上的大牌——他住五星级酒店（尽管是他自己花钱），吃牛排喝咖啡，开着从上海运过来的帕萨特——“重庆帮”甚至背地里给他起外号，“大屎晖”，嘲笑他屡屡在门前错失良机。

 

    “我太职业化了，”这是他最终得出的结论。2003年回国后，他的生活方式、饮食作息都保留了德国标准，那是他所理解的职业球员。从重庆回到申花后，申花人戏谑地称他“那个职业球员”，因为他可以给小队员们侃上一个小时何为体能训练，也会随时提醒他们比赛前一天不要吃牛排，因为粗纤维会消耗能量。

 

 

 

    他在申花迎来了第二春，再度成了上海滩红人。他和做模特的夫人佟晨洁是上海时尚圈的宠儿，电视台的常客。李玮锋曾打趣他“在电视台上班，在康桥基地健身”。但是这个“职业球员”和中国足球却始终无法融合，是他太自信，太狂妄，还是别人太消极，太安分？

 

    在20岁时，谢晖就是成耀东、祁宏等队友眼中的奇人。他独来独往，即使是夜里从基地翻墙出去，也是一个人行动，而毛毅军等人总是拉帮结伙地爬到楼下，又有祁宏这样的乖仔给他们望风。他脖子上戴着十字架和玉观音，比赛前在虹口体育场的厕所里祷告，祈求上帝保佑一切顺利，让队友们误以为他闹肚子。

 

    他从不在乎别人说他怪异。他还觉得他们平庸呢，他从心底里漠视那些人，他坚持着自己的特立独行，更何况他年少成名，他理解的球星就是场内拼命，场下灿烂。1990年代末，当上海的70后疯狂涌向JJ迪厅的时候，很少人知道幸福路的地下迪厅Didi’s才是真正前卫人士的聚集地，谢晖是Didi’s的常客，身边围绕着美丽的模特。复旦大学旁边的rock bar是他另一个流连之所，他和一群愤青听Nirvana、Gunand Roses，讨论“迷惘的一代”，他喝着威士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聊天，他的英语在那几年大有长进。

 

    他跟酒吧迪厅的时尚潮人学会了穿衣打扮，他的赢球奖金基本都花在了衣服上。他曾经跑到香港，一口气花了15万元，身上就剩下交通费。那次淘货的一件战利品，五折1.6万元买的Ferre皮衣，他穿到现在也不过时。

 

    很久以来，谢晖每周都有三四夜是在外面度过的。他配了录像房的钥匙，自备手套、云梯、电筒，锯断录像房窗外的防盗网，从三楼顺着云梯滑下去。车子停在基地外面，他在车内换下运动服，穿上他的VersasT恤、牛仔裤。有些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翻出去干什么，他就是要出去。只要出去，他就会获得自由。

 

    而不自由，毋宁死。

 

    队友们至今记得谢晖出逃的糗事。某个夜晚他一如往常地顺着云梯溜下，潇洒地对着楼下停放的车辆倒后镜整理头发，谁知车灯突然打开，刺眼的灯光中，他看到警察出身的周领队严肃的面孔。周领队只跟他说了一句——爬回去，他便乖乖地原路返回。第二天，他被主教练徐根宝罚了1万元。

 

    罚款，他并不在意，他总感觉自己能挣大钱。就在同时代的中国球员为存折上越来越大的数字而欣喜若狂时，谢晖已经开始研究巴菲特了。他对比上海和国外大城市的房价与租金，判断买房子比股票升值更快。1999年，在上海房价处于最低谷的时候，他曾跟身边的朋友调侃，如果他有200万元，就用作首付买10套房。四年后，他投资300多万元买了世茂滨江的房子，去年以900多万元的价格出手。

 

    他将母亲开的美容院改成酒吧，由于地点不好关了门。他炒股票，长线投资，赚多赔少。他给一兆韦德代言，投资做了小股东。他现在还和佟晨洁一起经营着一家模特经纪公司。如果有人这样提问：除了踢球，你还能干什么？恐怕大多数中国球员都难以回答。而谢晖却能坚定地给出答案——金融，投资，与赚钱有关的。

 

    不过， 如果让他选择， 他的最爱永远是足球。他最欣赏《Gladiator》那部电影。足球场上，他就是现代的gladiator（角斗士）。对他来说，踢球不只是赚钱的工具，更是他表现自己的舞台。为了足球，他可以不要那赢了的官司，他可以损失500万元。他在质疑声中一路走来。多少次破门之后，他用手指按住嘴唇，告诉所有的人让他们闭嘴。他也反思，但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不用他，那是他们的问题。

 

    “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就是进球那10秒钟给你的满足感。只有那一刻，你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否定别人对你的偏见。你不是说我不行吗？你海东不是说我后背接球不是个好前锋吗？我在国外打，你踢过吗？你尹明善不是说我不行吗，我7分钟就破力帆的门，你看我行还是不行？”

 

    2009年2月28日下午，上海申花对阵悉尼FC，谢晖出场45分钟，正式宣告退役。此前俱乐部宣布，谢晖出任申花新闻官兼助理教练。

 

    两天后，一身黑色西装的谢晖出现在申花基地接待记者。一周后，意甲第七轮，35岁的因扎吉上演帽子戏法。电视机前的谢晖黯然神伤，失落感潮水般瞬间将他淹没。他的球场岁月一去不复返，他再也不是那个接受万众欢呼的gladiator。

 

    然而他不得不告别舞台，退役何尝不是一种妥协呢。他看也没看朱骏递给他的合同，就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签了名。中邦承诺他边踢边执教，给他开出更高的薪水，他还是选择了申花。他必须现实，他需要申花的平台。

 

    一些老申花人并不看好他在俱乐部的前途，因为“他始终没在中国足球圈里活明白”。他仍然留着前卫的莫西干头，穿着Gautltier，戴着Gucci墨镜，吃牛排喝红茶，听林肯公园。不过，他尝试着改变，试图融入这个圈子。他学会了对媒体发言前询问老板的意思，也会在教练组会议上随口附和主教练对球员的评价。他曾经最看不惯外行领导内行，跟朱骏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和朋友多次夸赞老板的能力。

 

    九年前，清晨8点，亚琛球员谢晖喝咖啡，吃牛奶蜂蜜麦片；上午在健身房，中午开车去俱乐部，下午训

练。九年后，清晨8点，申花新闻官谢晖穿上西装，坐着帕萨特到康桥基地。换下西装，穿上运动服，在球场上训练前锋。傍晚6点，他重新换上西服，面对记者。晚上回到家中，看五大联赛，读财经新闻，写博客。如今你看到他走在淮海路上，脚步匆忙。你觉得他时尚帅气，像任何一个上海滩的白领，没有什么特别。 ☐（本刊记者关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