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军，1970年生，曾供职《本溪晚报》、《球报》、《南方周末》等媒体，现为本刊主笔。出于“以更为个人化的方式记录社会进程”的愿望，他以北京奥运会为切入点，投入一年多时间，采访一百余名当事人，后经两个月整理核校，最终完成一部名为《大脚印儿》的18万字非虚构作品。本刊节选书稿第八章及第十一章部分内容，另起名“奥运背面”刊发于此。

 

    真实的历史隐藏于细节中，隐藏于具体的人的故事。不少人的工作、生活、命运乃至价值观，被北京奥运不同程度地改变，或轻缓，或剧烈，但无不耐人寻味。

 

 

    奥运会开始后，位于林萃路的奥运开闭幕式指挥中心，依旧忙乱得如同前敌指挥部。午夜12点，夜阑人静，正是艺术家们灵感的电火花噼啪作响的好时候。与之呼应的一个场景是，窗外在进行闭幕式焰火燃烧的试验，夜色被渲染得有几分迷离。总导演张艺谋坐在大厅里，他要选择一首适合抒发告别之情的曲目，用于闭幕式火炬熄灭那一刻。音乐总监卞留念在展示自己的作品，他随着音乐很沉醉地打着节拍，半长的头发轻舞飞扬。一旁的CCTV特派奥组委联络员肖阳，则忠实地做着他的影像记录工作。

 

    那音乐蜿蜒流淌， 蓦然间触碰到肖阳情感中最敏感的部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忍住了将要流出的泪水。他仿佛真的看到奥运主火炬缓缓熄灭的画面，一切都结束了， 随之突然终止的，是自己这六年无比辛劳又激荡人心的投入。

 

    “每个人参与奥运，自然都有其各自的目的性，这很正常。但除此之外，我看到，人们在工作中也确实投入了深情。”肖阳说，奥运之后，他有差不多半年时间陷于失重状态，什么都不想干。奥运会结束后的一天，张艺谋独自一个人跑回林萃路的指挥中心，偌大的工作间里空无一人，没有争吵，没有音乐，也没有焰火，他陷入到巨大的失落与感伤。

 

    这失落和感伤从开幕式结束的一刻就开始了，毕竟，闭幕式的压力比它小许多。张艺谋开始不厌其烦地“解密”，倾诉欲之强烈，与之前长时间的缄默对比强烈。

 

    谈到长达三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准备过程，张艺谋说他最头疼的就是开会：“一点也不夸张，我差不多开了几千个会。”张艺谋用“撕心裂肺”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你弄了好半天，突然这个方案不要了，又变成那个了，真的很痛苦。”他每天有看不完的资料、审批不完的报告。然而，当挂满草图的设计室突然安静下来时，张艺谋心里也产生了某种异样的感觉。他坦言，自己有一点失落。“奥运会不是慢慢散去，它是‘哗’一下就过去了。工作好长时间了，最后一解散、一停机，‘哗’第二天飞机票一买，‘哗’这楼的人就走光了。我感觉到有一种失落。”

 

    在主题曲演唱者的人选上，张艺谋还曾经和音乐总监陈其钢闹翻过，“我们一直的策划就是让两个最普通的志愿者唱主题歌《我和你》，就是两个最普通的大学生，要最原本的声音表达。但是离开幕式还有两周的时候，领导说这样担心高潮起不来，还是找两个大腕来唱吧。”后来张艺谋给陈其钢打电话把这个改变说了，“陈其钢当时就在电话那头翻脸了，这个想法咱们排练这么多年了，临阵换人成什么话，还大骂我立场不坚定！”当时陈其钢正在餐厅用餐，他激动地攥着手机与张艺谋大吵起来。

 

    艺术家与政治家，艺术规律与行政规则，在舞台背后对峙着，也妥协着。张艺谋的感觉，搞这么一次奥运项目，等于拍十部电影。事实上，这份工作耗费的精力与拍电影并不相同。比如要为某一分项招一个导演，拍电影的时候，总导演听从自己的艺术感觉就可以了，而筹备开闭幕式，大事小情都要打报告，都要审批。

 

    原本有八分钟的兵马俑的表演，被取消了。张艺谋也不是说了算。他曾在专题片《解密开幕式》中含蓄地吐一下苦水：下面的人动辄就要撂挑子，就说“这活儿没法干了”，而他的位置却不允许他这么发泄不满。也是在那部专题片里，张艺谋对上级表达了意味深长的恭维：开幕式最终能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必须感谢领导，因为他们“非常开明”。

 

    在奥运场馆中心区，人们在地面以上观看一场接一场的精彩演出和比赛，在他们看不到的地下部分，迷宫暗藏，每天也是人如川流，熙熙攘攘。在深邃的地下，下沉式的环行通道连接着中心区的各个场馆，通道之宽大容得下两辆大卡车并排行驶，通道的重要功能是调配安保力量并应付突发事件，与此功能配置的地下屯兵室里，一支精锐之师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其中的100人配备了136件枪械和其他反恐装备；在“鸟巢”的下面，另有一座地下宫殿，它分为好几层，机关暗藏，开幕式上的巨大“地球”，就隐蔽在这里，伺机升起。奥运会结束后，地下“宫殿”依旧没有对外开放，而部分地下空间将变身为地下商业设施，开门迎客。

 

    就如同那些曾深藏地下的秘密一样，北京奥运会保密档案里的故事，一部分揭开了面纱，另一部分依然保持缄默。

 

    奥运一结束（甚至开幕式一结束），不仅张艺谋，各种“知情人士”都倾诉欲旺盛，“解密奥运”的新闻纷杂而出。

 

 

 

    有参与节目策划的知情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最初提出开幕式击缶的时候，就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说“否”“缶”同音，不能奥运会刚开幕就给“否”了吧。后来找了一大圈，没找到合适的打击乐器，大家在击缶上达成了妥协，不再计较谐音问题。

 

    文化学者朱大可的一番言论，以近乎吹毛求疵的方式对“缶”提出另一个质疑。他认为“击缶而歌”犯了很严重的礼制错误——缶本来应该是在丧礼上使用的乐器，至今湖北还保留着这样的丧乐队，庄子丧妻“击缶而歌”也正是这个乐器。

 

    战士们的鼓锤重重落到鼓面上，然后观众的耳膜感受到了雄浑之音的震颤，假如不是有人解密，人们怎能知道二者之间并无联系？最后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导演组还是决定在开幕式上播放电子合成器制作的理想的击缶之声。

 

    开放在北京夜空的2 9个“大脚印儿”，完美地呈现在电视画面中，节目组人员透露，其中“鸟巢”上空的最后一个是真的，其他28个， 是通过电脑特技制作的，为的是保证最佳的视觉效果。考虑到北京的空气质量，电脑特技中还加入了逼真的“雾霭”。

 

   56个民族的表演，被指并非真正来自各少数民族；为了整齐划一的发式，一些奥运礼仪小姐还需要戴上假发。

 

     个别外国媒体在比赛期间质疑中国体操选手的年龄问题，这让中国公众稍稍愠怒了一下，不是因为假年龄，而是觉得外国人吃到了酸葡萄，无事生非。在中国，人们对于造假的宽容度一向更大一些，何况是为了展示中国形象而造假。

 

    8月的一个早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教师王丽萍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得知她的学生杨沛宜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了一排牙印。十几天前，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歌唱祖国》引起轰动，也让杨沛宜及其父母深陷烦恼。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一个专访中透露，开幕式上那首令许多人感动的《歌唱祖国》并非舞台上的“微笑天使”林妙可所唱，那天籁般的声音来自七岁的小女孩杨沛宜。“录音以后，觉得林妙可的声音不是特别合适，从声音的高度，宽度各方面都不是非常合适，最后我们从声音上决定用杨沛宜。出现的小孩叫林妙可，声音是杨沛宜的声音⋯⋯这可以说是最后一分钟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们经历了若干次审查，都是相当严格的，我们听过一次林妙可的录音，在现场放的，联排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尤其是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给我们提出了意见，说必须要改变，我们就改变了。我们觉得有责任面对中国的听众、观众，做这样一个解释，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理解，这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国家文化，国家音乐文化的形象，尤其是国旗入场，这是非常重大、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无论对林妙可，还是对杨沛宜来讲，我想都是公平的。也就是说，有一个最完美的声音，加上一个我们认为完美的形象和表现，这样结合在一起。”

 

    但事实上，林妙可和杨沛宜都难以平静接受这个结果。为了躲避成人世界的复杂和喧嚣，她们的父母张开羽翼，极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林妙可的父亲、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林晖，还得到宣传部门的指示，不得再接受记者采访。

 

    杨沛宜的家人把她带到远离舆论的地方，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知道，她是因为“形象问题”而只能贡献声音，而且所谓形象缺憾的关键，是这个处于换牙期的女孩牙齿不那么整齐，还有一点缺口。

 

    8月18日晚上，杨沛宜在一个娱乐节目里看见了曾朝夕相处的林妙可和表演飞天的两个小朋友，她很开心，但是直到节目最后，无论主持人还是那几个小朋友都没有在片子中提到她。广告结束，下一个节目开始，杨沛宜愣愣地看了一会儿，默默地回到卧室。

 

    9月1日，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杨沛宜在全校2000多名师生面前再次演唱了《歌唱祖国》，是她亲自登台。

 

    9月23日，杨沛宜告诉王丽萍老师，自己刚掉了一颗牙。

    “牙呢？”

    “牙我要带回家里。”

    “对！你的牙最有纪念意义，你唱歌的时候，好多照片里都有这颗牙。”

    “我知道，我会好好保护，我还有这几个牙没有换，已经活动了。”

    “等你的牙都换完了，脸蛋长开了，脸盘再大一点，牙齿就不挤在一起了，排列也就整齐了。”

    “我知道了。”

 

    按照人们通常的想象，奥运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文化、体制、思维方式迥异的中国，会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阶段，而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之间，也将有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磨合期。作为CCTV派驻北京奥组委的特派联络员，肖阳负责北京奥运筹办的影像记录，六年时间里他见证了几乎所有重要会议、重大决策的过程。“其实并不像外界想象的，有很多冲突，国际奥委会清楚中国的体制，所以没什么担心的，他们知道，只要政府重视，一切都没有问题。”

 

     对于奥运会的举办，国际奥委会最看重的是三件事：一，运动员和媒体的服务——它决定了奥运会的精彩程度以及对精彩的呈现；二，赞助企业的权益保障——赞助商是奥林匹克的衣食父母；三，尽可能地不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搞得民怨沸反，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政府申办奥运的意愿将很难再获得通过。

 

 

 

    前两点，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很快就吃了宽心丸，他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政权对奥运会的巨大热情。至于第三点，国际奥委会也不是很担心，为奥运做出牺牲，在中国人看来，好像不是不堪忍受的事情。

 

    国际奥委会有一个机构，叫××（主办城市名）奥运会协调委员会，顾名思义，是一个与主办城市进行协调的部门，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或许是国际奥委会历史上最轻松的一个协调机构，北京方面提供了极其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且他们没有那么多需要担心的事情。

 

    协调委员会的最主要工作，无非是前期给自己洗一下脑，好好学习一个中文词汇——通融。事实上，他们做得非常之好。

 

    百多年的现代奥运会，留下了详尽的典章制度，也衍生出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它们在东方遭遇了一位了不起的怀疑论者，说北京奥运会是各种奥运规则被改变最多的一届，应不为过。事实上，国际奥委会也接受了中国的特殊性，对于这些修改的冲动未加过多阻挠。

 

    依照以往的游戏规则，赞助企业使用五环标志或奥运会标志时，如何与自己的企业LOGO组合，都有着固定的格式。对LOGO的组合方式，一些中国企业希望可以更灵活。他们把这种意愿反映到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按照北京奥组委的初衷，要严格遵守以往的规矩，没什么可通融的。倒是赞助企业首先说服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北京方面沟通，表示可以尽可能遵照赞助企业的意愿。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奥委会的官员们渐渐认清了这一点，于是通融的事例越来越多。比如，奥运会的核心场馆区从不允许荷枪实弹的军队进入，国际奥委会破例答应100名中国武装力量潜伏在龙形水系的地下10米处；再比如，主办城市的奥组委主席在奥运筹备关键阶段历来都是专职的，国际奥委会却并没有暗示刘淇离开北京市委书记的席位，他们知道刘的行政职务更利于奥运会的成功运行。

 

    中国逻辑与奥林匹克规则的互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不妨仅仅聚焦与商业有关的一些故事，其中足以管窥互动的频繁和普遍。

 

    少即是多，国际奥委会的这条原则，曾被视为其品牌经营、商业运作的成功诀窍。在他们的经验里，赞助企业少而精，才更利于奥林匹克的品牌增值。北京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多少颠覆了“少即是多”的原则。由最高级的全球合作伙伴到最低端的供应商，一共67家（其中强生既是全球合作伙伴，又是北京2008合作伙伴，只算一家，不再重复计数）。

 

    一些才大气粗的国有企业中的巨无霸，势在必得地要成为奥运赞助者。国家电网对于自己赞助北京奥运会的解释是：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多数赞助北京奥运的超大型国企都在强调这一点，听起来动辄几亿的投入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心领神会地领受了国家的一项任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是其中一个例外，正在拓展国际业务的他们希望借助奥运而在营销上更新理念，丰富经验。奥运办公室主任黄涛亲身感受了2000年以来的历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他为自己的团队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可口可乐公司，“它是借奥运进行品牌营销的最成功者”。

 

    由于竞争激烈，一些北京2008合作伙伴，掏出了远远高于某些TOP赞助商（即全球合作伙伴）的价码。出资最多的当属中国银行（他们的对手是同样渴望胜出的中国工商银行）——接近20亿元人民币。

 

    联想公司付出6500万美元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他们需要再拿出三至五倍于此的推广费用，才能实现奥运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是以往奥运赞助商普遍选择的投入比例。而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赞助企业大大节省了推广费用，既然是尽“社会责任”，一些国企并不追求商业回报，比如国家电网，只想无私奉献，很少宣扬自己是北京奥运的赞助者。身为垄断行业，他们知道自己并不需要广告推广。在北京奥运村休闲区墨绿色的遮阳伞下，嗜酒的村民们比往届奥运会要幸福许多，因为他们有机会品鉴不同品牌的啤酒——青岛、百威和燕京。而他们的幸福，来自三家啤酒供应商非常“友好”的比赛。

 

    奥运会的赞助，以往还须遵照“排他性”原则，即同一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企业。而当北京奥运会庞杂的赞助商名单一出炉，人们惊异地发现，居然两家石化企业都中标了，而啤酒赞助商更是多达三家。

 

 

 

    啤酒赞助商的竞争，原本在青岛和燕京两位本土拳手之间展开。就产能、市场覆盖、品牌等方面考量，青岛啤酒略胜一筹，获得了更多的“点数”。北京有关方面很不甘心，因为奥运会是在北京办，作为本地品牌的燕京如果胜出，会更有面子。无奈比赛无情，他们与燕京也做好了承受败局的心理准备。

 

    这时，意外的转机出现了。国际奥委会——这个幕后的比赛组织者——出面与负责裁判工作的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协商：有一个叫“百威”的洋拳手，也想参与到比赛中，他与我们多年交往，关系良好，贡献巨大⋯⋯北京奥组委方面并不觉得很为难，既然讲到“通融”，事情倒好办了，干脆把冠军领奖台拓宽一些，让三位拳手并列站到上面。百威获得的身份证比较特别，叫“国际啤酒赞助商”。为了这三位特殊拳手，奥运主办者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联合排他。

 

    三家啤酒企业“联合排他”，比独家赞助要少支出许多银子，而三家的支出加在一起，又大大多于独家赞助的费用，显得企业、奥委会、奥组委皆大欢喜，创造了“多即是多”的新模式，至少暂时在经济账上是赚了的。

 

   目前还很难知晓，这种赞助模式的破例，是颠覆性的，还是仅为“中国特色”下的一种权宜。

 

    中石油与中石化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奥组委方面想出一个双方都不丢面子的办法，就是把两家石化企业的业务“拆分”，然后双双中标北京2008合作伙伴。

 

    中石油和中石化，中国石化行业的双塔，在中国境内到处都有他们的加油站，不过在中石油的加油站里，你却感觉不到他们为北京奥运花了大价钱。按照“拆分”的结果，中石油宣传自己业务的范围限于产业链的上游，也就是说，假如他们宣传自己有多少钻井平台，或者在油田里遍插北京奥运的LOGO，都没有问题；而中石化的范围，则在产业链下游，他们可以宣传产品与奥运的关系。无论上游还是下游，中国人的智慧都在熠熠生辉。

 

    同为民营企业、总部同在呼和浩特市的乳业巨头蒙牛和伊利，也对奥运赞助商的光环势在必得，他们的竞逐之路，别有一番玄妙。据报道，两家企业竞争白热化的时候，有官员找到蒙牛方面进行规劝，意思是担心形成恶性竞争，出价太高，得不偿失，既然同为本市企业，干脆一起退出竞争算了。蒙牛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们最终发现，伊利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乳品赞助商。

 

    隐性营销，在中国又叫“埋伏营销”，也俗称“擦边球”，它在奥运商战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关于隐性营销，北京奥组委顾问魏纪中笑眯眯地说：利用规则的漏洞，不算违法，对吧，律师不也是利用法律的漏洞吗？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耐克（Nike）公司在家门口大搞隐性营销，他们在奥林匹克城和奥林匹克公园旁设立耐克体验中心，还雇用很多大学生在场馆外向观众分发耐克的胸牌挂绳，便于观众携带门票，许多人以为该届奥运会的赞助商是耐克呢；到了2008年，最被业界津津乐道的隐性营销案例也出现在运动品牌，而且也是东道主企业。

 

    起步于草根的耐克（Nike），一向不愿为竞逐奥运赞助商付出太大代价，他们的全球品牌总监解释说，我们是做运动产品的，所以直接赞助运动队和运动员，让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于是，北京奥运会运动装备的赞助权，主要在国际企业阿迪达斯（Adidas）与民族品牌李宁（Lining）之间展开。国货当自强，何况是在家门口，连魏纪中也承认，北京有关方面很希望李宁公司赢得胜利。但是，就实力而言，中国第一的李宁与全球第二的阿迪达斯终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李宁公司可以接受的支出上限是10亿人民币，阿迪达斯的报价不仅高出李宁，还许诺了其他一些附加的支出。

 

    李宁公司并不希望就此退出奥运竞技场。在CCTV奥运频道的各类节目中，播音员、主持人和出镜的记者、嘉宾要么穿着李宁牌服装，要么领口别一枚“李宁”的LOGO，谁都知道，那绝非巧合。李宁公司利用了国际奥委会规则中的一个漏洞，大获成功。作为北京2008合作伙伴，阿迪达斯也吃了哑巴亏，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反击的机会。

 

    2008年年初，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更名为奥运频道，CCTV字母的下方出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LOGO——奥运五环，它为体育频道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和商机，未曾想到麻烦也随之而来，而且不止发布会上被胡紫薇抢去风头那一件。

 

    很快，阿迪达斯把官司打到了国际奥委会，他们认为CCTV既然使用了五环标志，就不能再播放非奥运赞助商的广告，也不能搞隐性广告，否则就侵害了赞助商的权益。

 

    几经博弈，奥运频道做出了一定范围的让步：当播放广告的时候，带有奥运五环的台标暂时穿上隐身衣；奥运会比赛期间，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服装上不会出现“李宁”的LOGO——即使真的是李宁牌服饰，也要把它的LOGO遮盖住。当然，外景记者不受此规定限制。

 

 

 

    奥运会开幕式上，“李宁”的传奇被续写，这次不是LOGO，而是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出现在最耀眼的位置，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没有人相信奥运会主火炬手的人选诞生会有商业推手，但也没有人怀疑，“李宁”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最难以想象的隐性广告。

 

    从1997年开始，三星成为奥运会无线通信领域全球合作伙伴，并于2002年10月与国际奥委会续签协议，他们早已瞄准北京奥运会的商机。

 

    2008年5月，三星电子向北京奥组委捐赠了1.5万部手机。仅仅一个月之后， 中国广电总局高调向北京奥组委赠送1000台“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接收终端”，即手机电视，其生产商包括联想、天宇朗通等国内品牌。显然，中国手机电视标准的制定者们已经忘记了联想只是奥运会计算机设备全球合作伙伴。

 

    继广电总局之后，2008年7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国移动公司，再次向奥运志愿者、中国体育代表团等赠送了数万部具有手机电视功能的TD-SCDMA手机，以展示中国自行研发的3G成就，这次手机的生产商仍然是国内厂商。三星人不免疑惑，到底谁才是北京奥运会的手机赞助商呢？让我们把目光从生意场拉回到运动场。以往历届奥运会（除了在本土举行）的开幕式，体育大国澳大利亚都是第三个入场，早早接受本国拥趸的欢呼。

 

    在北京的开幕式上，澳大利亚观众则望眼欲穿，他们的代表团被安排第203个入场。依照不成文的惯例，入场顺序依照国家名称的当地发音，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澳大利亚占了自己名字的便宜。在“鸟巢”，运动员要按其国家中文名字的笔划排序，不过他们无须迷茫，毕竟有美丽的引导员带领他们。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文章称，中国是在借助奥运会向世界推行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标准”。

 

    假如在西方人和中国人面前摆一道相同的填空题：规则是用来（ ）的，前者的答案大体会是“遵守”，后者的则是“改变”。西方国家的多数人，习惯于规则的约束，他们的努力方向是在规则框架以内把事情做好，而中国人的习惯是首先想想这规则能不能变通，是否要托托人情？

 

    他们努力让规则变得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北京奥运会的组织比以往更接近完美，它并非浑然天成，而是由无数的测试、失误、调试累积得来。早期的测试赛曾相当混乱，“好运北京”中国游泳公开赛在“水立方”举行时，男子50米自由泳获得金银牌的都是瑞典选手，但是颁奖仪式上两面“瑞典国旗”却迥然不同。

 

    开幕式演出的最后一次彩排中，中国知名的青年舞蹈演员刘岩表演独舞，她是A角演员，离正式的华彩亮相仅一步之遥。彩排中，26岁的她在三米多高的活动舞台上跳跃，下面推动舞台的战士出现了微小的误差，提前了大约1秒，刘岩一脚踩空，脊背摔到了下面的钢轨之上。截至2008年年底，刘岩依旧难以摆脱高位截瘫的厄运，这位曾出现在CCTV春节晚会舞台、平日喜欢开敞篷车的女子，连站起来都几乎没有可能。

 

    开幕式还有替补演员可以顶替，但对刘岩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失误。

 

    神经绷得过紧，也有突然断掉的可能，人是如此，设备或许也一样。

 

    8月24日晚上，电视屏幕上的闭幕式轻歌曼舞，美轮美奂，现场九万多人的感觉就要差一些——或许是开始一段的现场音效过于滂沱、震撼，某一个电器元件突然不堪重负（就如同刘翔的那块跟骨），观众们突然就听不到完整、丰富的声音了，只能无助地看着演员们的表演。失去现场音效的闭幕式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焰火腾空而起。

 

    北京以自己的经历表明，完美实在是无法达到的境界。

 

    闭幕式上， 罗格评价北京奥运会使用的语句是“truly exceptional games”。在新华社播发的快讯中，译为“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因其官方通讯社的特殊地位，“无与伦比”也被多数媒体延用。国外媒体和中国的网络上，很快出现了对这一译法的质疑。有人指出，exceptional有不寻常、超水平之意，但还不至于“无与伦比”。

 

    身为主席，自然不大愿意选择极端的词汇。但历史或可证明，在许多方面，在许多年内，北京的奥运会真的“无与伦比”。

 

 

    11月24日，北京奥运会总结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整整三个月以前，来自伦敦的巴士载走了五环旗，现在，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和伦敦奥组委的大员们的手再次紧握，然后他们一起把北京奥运会的句号彻底画圆。

 

    总结会上公布了北京奥运会的财务情况：筹备奥运花费超3000亿人民币，其中场馆130亿人民币，城市建设2800亿人民币，奥组委运行20亿美元。不过在北京奥运大厦内，奥运的经济问题依旧是机密。

 

    北京给奥林匹克带来的是什么？在这次总结会上，比较容易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它的超高标准给其他举办城市造成的巨大压力。IOC（国际奥委会）小心地措辞，说明北京是一届非典型的奥运会，以此给后来者解压。

 

    “奥运会没有‘最好’或‘ 最伟大’ ， 只有‘ 不同’。每届奥运会都是独特的。奥运会的好坏不是花多少钱就能决定的，还要看主办城市是否有独特和激动人心的氛围。我相信伦敦在这方面能做得很好。”11月24日的总结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盛赞北京的同时，对2012年奥运会东道主说，伦敦不需要向北京的高标准看齐。

 

    北京奥组委顾问、美国学者苏珊·布朗内尔如此评价北京之于奥运的意义：“奥运会是纯粹西方文化的产物，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但在2008年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不西方化、象征远东文化中心的中国举办，具有破天荒的历史意义。”在苏珊看来，奥林匹克运动从北京得到的最珍贵礼物，就是当它在西方世界的光环逐渐消退的时候，在东方的中国赢得了无上的荣耀与推崇，奥林匹克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重新被提升。

 

    我们当然更关心奥运会给北京乃至中国留下什么。容易直观看到的，除了地铁和T3航站楼，主要还是一大批奥运场馆。不过它们肯定算不得重要的遗产，不成为沉重的包袱，就已是北京创造的又一奇迹了。

 

 

 

    当“鸟巢”还是一个模型，它并不被评委之外的人广泛看好。一个国家标志性的主体育场，竟设计成鸟窝，一个巨大的鸟窝，起初，多数中国民众难以接受。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人的图腾。奥运之后的第一个“黄金周”，“鸟巢”体育场的游客数量甚至超过了故宫，跃居北京最热旅游景点。即使在平日，这里每日也是游客过万。一座体育场成为著名旅游景点，似乎是古罗马竞技场才会有的传奇。

 

    1988年的韩国，奥运也曾让这个民族情感浓烈的国度疯狂，但奥运主体育场也并未由此成了风景名胜。一位韩国记者打趣道：可能是我们的主体育场设计得没有“鸟巢”受欢迎吧。

 

    按计划，“鸟巢”的首次商业演出权签给了一家日本乐团，这在民间引起争议，认为还是应该让中国人在这座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体育场首演。9月中旬，“鸟巢”经营方透露，原计划在国庆节期间举行的首场商业演出，由于“安全方面考虑”未获北京市治安总队批准，还好，中国人还有首演机会。经营者也曾接触过周杰伦、张惠妹等华人歌星的经纪公司，“鸟巢”200万的场地租金吓退了很多演出商。

 

    不过“鸟巢”没什么好担心的，它每年的运营成本约7000万，按目前的趋势，仅销售价值50元的参观门票就足够盈利了。

 

    高关注度的场馆日子都还好过，“水立方”变身魔力音乐厅，承接了郎朗的音乐会；五棵松篮球馆承接了NBA中国赛、冰上赛事和商业演出，其经营权签给了全球最大的体育娱乐集团——美国AEG，他们的目标是每年承接百场以上的演出或比赛。五棵松棒球场和老山自行车场等奥运场馆，最初就明智地定为临建场馆。因为商业前景暗淡，耗资2亿多的五棵松棒球场已于2008年年底率先拆除。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称，2001年成功申办奥运会后，北京以每年3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竣工量向2008年挺进。“这样的竣工量超过了整个欧洲一年的总和”。奥运加速了北京的现代化，官方称原定2010年实现的初步现代化提前两年到来。人们并不一定知道，奥运对北京城市形态的改变，不仅仅是无数现代感建筑的集中崛起。

 

    2004年7月，雅典奥运会即将开幕，北京又掀起新一轮的人与推土机的角力。包括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在内的19位文化界人士致函世界遗产大会，呼吁“关注世界文化遗产紫禁城周边环境的保护，停止对北京古城的拆除、破坏”。

 

    奥运将至，政府慢慢意识到“老北京”对世界更有吸引力，在被拆除47年之后，永定门得以在2004年复建，它位于全长7.8公里的明清中轴线的南端，北端的鼓楼依然健在。“老北京”本有47座城门楼、箭楼和角楼，到21世纪仅残存下3座。

 

    北京喊出“世界给我十六天，我还世界五千年”的口号。政府投入3.3亿元修复古建筑，是以前投入的上百倍。

 

    新华社记者王军近些年来专注于北京古城保护的调查。他注意到奥运给古城命运带来的转机：2002年9月7日，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一年之后，25位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人士联名致信中央高层，要求停止对北京古城的拆除，认为这样的拆除“严重破坏了举世闻名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格局风貌”，并且“不符合‘人文奥运’的精神”。这封信导致古城之内131片危旧房改造项目被令暂停。

 

    “你可以这样认为，”王军说，“是奥运会延缓了对古城的进一步拆除。”

 

    2005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对这些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继续实施危改可能再一次引发争论，但至少有35片危改计划被撤销了。”王军说。

 

    2002年开始，有关方面开始推动修编《北京城市发展规划（2004-2020）》。

 

    以奥组委主席刘淇为代表的北京市新一任高层，推动了新规划的出台，规划中也充分尊重了奥运因素。至2004年，修编后的规划通过了国务院的审批。

 

 

 

    绿化是申奥承诺中的硬指标，北京拿出大片宝贵土地栽种花草树木，基本兑现了承诺。北京也把自己的最后一大块上佳地块给了奥运，尤其是国家森林公园，让祖国心脏的近旁有了一大片“绿肺”。不过它在规划图上的名字是：中央预留地块。

 

   除了绿色的大地，奥运可能还会给北京留下相对干净的天空。

 

    毛泽东曾有言，站在北京城里要能看到工厂的烟囱；在一次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的时候，他心生忧虑，对下属说，北京的工人阶级太少了（当时的比重约为4%），这哪里还像无产阶级的首都。他甚至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怨气：是不是首都该搬家了？

 

    领袖话音一落，一排排工厂（其中多为首钢这样的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的大烟囱很快矗立在古都北京的天际线上，产业工人占首都居民的比重也随之大大增加。

 

    在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推动下，北京大力兴建首钢；而在奥林匹克的推动下，首钢搬迁的动议付诸实施。正如龙永图所说的，奥运是一个“健康有益的外力”——岂止普通的外力，简直是伟力——在它的推动下，争论多年的首钢搬迁最终破冰，2002年开始，首钢逐渐完成减产、搬迁。奥运申办成功后，北京城市规划上还有两个议题：北京区级行政区划的合理划分，中央行政区外迁。这两件决定北京城未来命运的动议，因为难度更大，未能被奥林匹克推动，只能期待再出现什么伟大的力量了。

 

    为北京奥运会服务的12名志愿者代表，在闭幕式上获得国际奥委会新委员的献花。连苛刻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对日本媒体表示，最让他感动的是奥运会志愿者，他称赞那些年轻人“拥有梦想，让人充满期待”。

 

    自我中心主义， 享乐主义，民族主义，志愿者精神，长辈们为其眼里的年轻一代贴着标签，又很快以新的标签覆盖掉。他们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个时代的人群已难以简单描摹和定义。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年轻的志愿者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的形象。

 

    中国的奥运志愿者获得了海内外的颇多好评，这是他们付出后赢得的荣誉。

 

    好荣誉也应该部分地归于一种模式：阵容庞大，组织严密，责任落实，长期培训，这些都是其他奥运举办国难以拷贝的，是的，它也是中国式的，更接近于政治任务而非社会责任。

 

    悉尼奥运会招募了4.7万名志愿者，雅典奥运会志愿者约为6万名，北京的数字是170万，超过这个巨型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其中，包括大大超过往届的10万赛会志愿者，以及中国首创的40万城市志愿者、100万社会志愿者和20万拉拉队志愿者。

 

    对于赛时志愿者，北京奥组委也考虑过依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招募，但最终放弃。一方面，能否招到足够多的合格的志愿者，值得担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么多来自社会的志愿者，如何“落实责任”确保安全。

 

    最终，北京团市委的书记担任起志愿者部的部长，招募工作主要以团委的渠道，把任务分派给在北京市的各个高校。成为志愿者的多为学生中的党员和干部，选拔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可靠”，“听话”。

 

    个别高校曾把志愿者工作与分配、提拔、免试研究生等指标挂钩，经媒体报道后被紧急叫停。《财经》实习记者刘京京采访到的情况是，奥运会开始前，很多觉得自己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志愿者要求退出，有关方面甚至以“记档”挟持。

 

 

 

    北京大学团委曾推出针对奥运志愿者的“快乐指数调查”，问题为：“今天你快乐吗？”曾有极个别同学亮出了低分。团委书记韩流毫不讳言，北大有一部分奥运志愿者最初报名的时候，看中的是“奥运”，而不是“志愿者”。“有的人误以为当了志愿者就像拿到了一张‘免费奥运门票’，有的人是为了看体育明星⋯⋯”对于这些年轻的志愿者而言，保持微笑是容易做到的，微笑时要露出哪几颗牙齿的规定也是容易记住的，但是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学生掌握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树立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并非若干次培训就能实现。

 

    如果说奥运组织工作有什么明显的遗憾，应该就是志愿者的环节。赛会结束后，一些熟悉北京奥运筹备全过程的知情人士私下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位于“ 鸟巢” 旁边的国家体育馆是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的运动员准备区，体育明星的密度超过了最晴朗时刻的夜空。入场仪式即将开始，队伍的通行却几乎因“粉丝”的蜂拥而堵塞。穿着志愿者服装的少男少女举着签名本和相机，涌向闪亮的明星，“不知道怎么聚集了这么多（志愿者），拦都拦不住。”一位工作人员抱怨道。

 

    一些兴奋的志愿者也在抱怨：自己怎么就没带相机呢。还有一些起初守在自己岗位上的志愿者，则觉得自己因为遵守规则“吃了亏”，也动摇起来。

 

    类似的追星场景，在整个奥运期间并不鲜见，开幕式前的那一幕，只不过最为壮观。许多时候，年轻的志愿者没有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暂时地“丢”了。而真正的志愿者精神，也在北京部分地丢失。

 

    北京奥运的组织工作获得了空前的赞誉，虽然并不如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真正实现了“零投诉”，但庞大系统的运行确实没有出现大的纰漏。奥运期间，一位略显冒失的工作人员开车撞伤了一位运动员，影响了对方的比赛；个别国外运动员投诉班车晚点，耽误训练和比赛。这些都被看做白璧微瑕，在奥运总结中忽略未计。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国际奥委会一贯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仅从他们对开幕式节目的修改意见上，就可见一斑。

 

    按照导演们最初的设想，从“鸟巢”的“地下宫殿”升起的不是巨型地球模型，而真的是一座仿制的中国宫殿的代表——故宫太和殿，国际奥委会的官员认为，当宫殿出现在体育场里，无法保证看台上各个位置的观众获得相同的视觉体验，这对他们不公平，建议取消；而在运动员入场环节，在跑道上搭建五座牌楼造型的“中国门”也曾是导演组颇为得意的创意，国际奥委会也投下反对票，因为它有点喧宾夺主，使全场焦点不易集中到运动员身上，而且也会遮挡部分观众的视线。

 

    在与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协调委员会的沟通中，让北京奥组委感受很深的，就是奥运会极其尊重运动员、观众的主体地位。当然，要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奥运理念，并非朝夕之功。

 

    8月22日下午，奥运开赛以来阳光最炽烈的一刻。45岁的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韩钢赶到北京西郊的老山山地车赛场，这天下午将是女子组决赛。

 

    “奥运会在中国开，我才可能有机会看到这么高水平的比赛，所以一定要来。” 韩钢向别人说起自己前来观赛的心情，“下次（办奥运），以我这个年龄都未必赶得上。”

 

    韩钢的兴奋在接近赛场的时候被阻止。一些志愿者出现在路口， 他们通知观众：因为前一天连绵的雨水，场地泥泞，比赛推迟到23日上午进行。说改期就改期了？ 怎么没有必要的预案？怎么没有进行有效的通知？人们把怒气撒向年轻的志愿者，又很快觉得上午才接到通知的学生们也是那么无辜。

 

    偶尔有个别工作人员出来，他们声言自己只是负责疏导的，不能做进一步的解释工作。他们甚至这样安慰失望的人们：“反正门票没作废，明天再来呗。而且，拿着门票，坐公交还是免费的。”据说，当日上午的电视节目中，播出过一次比赛改期的通知，观众没有看到，好像怪不得别人了。

 

    原定3点比赛，2点半的时候，八宝山地铁出口的告知者多起来，甚至一些粗通外语的老年人也被组织起来，他们举着两面分别是中英文的牌子，向行人展示，那些文字只负责解释，没有任何传达歉意的词句。

 

    因为最近事务繁忙，韩钢是这天早晨才坐火车从包头赶来，而且买好了当晚返程的车票。几位台湾游客的情绪也很激动，他们将在23日飞回家乡，也肯定无缘比赛了。还有一些外国观众，在搞明白原委之后，耸耸肩，做个鬼脸，有的人表示要把票卖掉，因为明天还要看其他比赛呢。

 

    韩钢说他不会卖掉那张门票，要留着做个纪念，纪念一次遗憾的奥运之旅。 ☐